比较东西方的节日,我们会发现,西方人的节日多与自己的宗教信仰(如圣诞节)或人文历史(如情人节)有关,而中国人的节日多与自然节律相关(如春节、中秋节)。

 

春节

《尔雅·释天》中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唐虞之时就是尧舜时期,先人们已发现时间如同车轮,更替轮换。而夏朝时,无限的时间被“切割”成四季,人们将四季作为一“岁”记时,商人敬鬼神,所以一岁一祭祀,祭祀与时间相关联。周朝时中国农业社会文明业已形成,“年”与“禾”甚至与“牛”相关联。有趣的是,当代中国人继承了三五千年前的文化观念,譬如我们说一年,也说一岁,还会用一载来形容。

天与地——中国的二元信仰

中原文明一直没有形成形而上的神灵,中国先人的信仰在生活当中,因为中国人是现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人信仰的对象没有人的形象化。教形成了上帝这样的人格神,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类,并让自己唯一的一个儿子耶稣在人间受难,而中国人敬仰的是天与地,人们有时喊天喊地或祭天祭地,但没有面对一个人格化形象化的神,天地之间的风雨神是龙,而真龙天子所指却是皇帝。这样,中国人的主流社会宗教附庸于一套权力体系。

中国人的二元信仰在史前就已形成。颛顼帝时,因百姓对天神敬祭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所以规定民间社会不可以敬天神,祭祀天地神的使命由重与黎二人专门负责,而《山海经》记载,重与黎是颛顼帝的孙子。重、黎担任的是祭司的重任。民间社会不能祭天地主神,也就不可能获得神的保佑,帝王家族垄断了天地间神圣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意被帝王自己掌握了,民间社会只能听命于帝王。从夏商周到清王朝,这种二元信仰一直没有改变,现在北京的古建筑天坛与地坛,就是皇帝亲自祭天地的设施,民间社会没有祭祀权。

 

天坛

尽管祭祀天地的权力在帝王那里,巫祝一类的祭司却在汉以后没有了地位,儒家利用帝王对天地的敬畏,将天意与联结起来,天意自我,天听自我民听,并通过自然灾异现象来警示帝王,中国第一个下罪己诏的帝王就是汉文帝刘恒,地震与灾荒都被视同帝王没有尽心尽责于民。权力的神圣性与权力的责任,通过对天地的信仰维系在一起。权力集团如果一点信仰与敬畏都没有,可能就成为无所顾忌的恐怖集团。

民间祭祀小神

天地之神被统治者祭祀,民间社会只能祭祀与生活有关的“小神”,让小神去天上通大神,譬如小年祭灶神,就是让灶王爷吃香的喝甜的,年夜见天上玉皇大帝时,就会替自己家美言降福。不仅要祭神,还要驱魔,燃放鞭炮源于古代的燃烧竹筒,用于驱逐恶魔厉鬼。贴门神也是为自己家寻找守护神,这些古时有特色文化或生活涵义的行为,现在却逐渐淡化了原义,成为生活的艺术化,或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符号。民间公共祭祀或供奉的对象,后来有佛教诸神道教神仙,以及民间信仰中的土地神、龙王与地方性的各种神灵。

 

土地庙

国祭天地,朝廷皇帝要上对天地敬畏,下对庶民恩泽;家祭祖先,上对先人感恩,下对后代教诲。这其中都体现某种神圣的责任,也体现某种权力意志,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是超稳定的结构,在精神层面上是基于二元信仰,各负其责,各行使其权力意志,保持其精神的一致性与凝聚力。宗教的教堂是公共建筑,而中国人的教堂却是家庭或宗族的祠堂。春节则是进行家族意识与道德礼教熏陶的重要时刻。无论是祭拜祖先还是礼拜长者,体现的都是人际关系,礼教关系,使个体在家族与社会关系中安身立命、承担责任与义务,也分享荣耀。

失去核心价值的春节

 

失去了核心价值的春节

春节的宗教精神在当代社会失却了核心价值,天坛祭天与地坛祭地已成为北京的民间表演活动,主流社会不再敬畏天地,对天地也没有神圣感了,民间社会里宗祠没有了,只有一些对先人的纪念活动,它却不再是礼教行为,而仅仅是一份基于传统形式的纪念行为。

主流社会没有对天地的信仰与敬畏,才有地方政府大拆大建不顾生态造成的严重污染;民间社会没有内在的道德精神,也造成民间社会的灰质化,造假与欺骗泛滥。传统中国人追求在天地间安身立命,“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孟子),当代中国人如何通过春节找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精神寄托与信仰,是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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