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文/何亚非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谈到“一带一路”理念时,提出了“对接”和“连通”的思路。 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和对接程度,将决定“一带一路”倡议的成败。 我们要找到有效途径对接对接全球治理新理念,解决遇到的问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理念落地实施。

“文明对话”是对接的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数十个,人口44亿。 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多种文明交融带来的区域文明,使该地区文明多样性极其丰富,多个文明圈相互重叠。 。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倡导的亚洲文明对话,表达了时代的愿望、各国人民的心声。

“一带一路”理念的核心是区域一体化,形成沿线国家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为了实现如此宏伟的目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融合至关重要。 只有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合作伙伴相互了解彼此的价值观、思想体系、社会结构甚至风俗习惯,才能在经贸各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赢得结果。

以宗教为例。 这在地缘政治上“不足为奇”,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巨大,往往决定着文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框架。 一个反面例子是,美国布什政府进入新世纪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并试图用西方民主模式改造伊斯兰国家。 但美国却忽视了伊斯兰文明对中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伊斯兰派系的代际纷争,造成重大损失和教训。 美国学者亨廷顿对文明冲突已有深刻的论述。

“一带一路”理念以文明对话为指导,从文明交融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对沿线国家实现文明和平共处、相互包容具有深远意义。宗教。 例如,连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考虑了周边国家的地缘文化和宗教因素,连接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圈。作为核心。 2009年,中国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沙特石油的最大买家。 中国市场已成为伊斯兰金融投资的重点。

未来,“一带”不仅有四通八达的石油管道和基础设施,还将有源源不断的文明和宗教交流,拉紧儒家文化圈和阿拉伯文化圈的传统友好纽带。 “一带一路”沿线,充分发挥汉传佛教在中日韩及东南亚国家间形成的文明纽带,有利于政治沟通、增进了解、化解矛盾、预防冲突,为中日韩及东南亚国家间的政治沟通、增进了解、化解矛盾、预防冲突、创造机遇。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健康)状况。 藏传佛教在蒙古国影响很大,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也有广泛的信仰基础。 也可以为“一带一路”理念提供文明交流的渠道和平台。

中华文化是高度包容的,我们是文明的、文化自信的。 “一带一路”概念包括开放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一定会比“马歇尔计划”做得更好。 “马歇尔计划”只重振了西欧经济,但对东欧国家是排他性的、不开放的。 由此引发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包括沿线国家,而且向所有国家开放。

“产能转移”是对接的“关节”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 有的已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有的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有的仍处于工业化初期。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适合本国国情的基础设施支撑和制造加工产业。 正是从这两方面出发,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理念,希望与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抓手。 只有基础设施扎实、互联互通,经济贸易才能畅通,才会出现1+1>2的经济合作优势互补的局面。 为填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每年73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功经验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高度短缺,到现在的资本净输出。 这是中国从国际资本流动规律和自身资本短缺历史中汲取的重要经验。 过剩资本需要走出去是经济规律,全球化是由资本驱动的。 关键是中国资本不会走西方国家资本“无节制地追求利润”、“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老路。

“大河有了水,小河就满了”。 中国资本走出去,既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体现大国责任和担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西方始终怀疑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隐瞒了什么,对亚投行有何意图。 这是没有根据的。 从长远来看,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推动地区一体化迈上新台阶,让中国和合作伙伴受益。

中国当前产能过剩是一个现实,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现象。 这不是坏事,而是中国发展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资源。 在发展战略对接中,通过转移适当的产能和技术,沿线国家将获得产业和发展经济的动力。

除新加坡等少数富裕国家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贫困国家,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过剩的产能、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这些国家既紧缺又需求。 基础设施投资和项目规模较大,中国高铁等产业是优势产业。 这些项目需要钢铁、水泥、玻璃,这些都是中国的过剩产能。 显然,这种产能合作既是优势产能合作,也是过剩产能合作。 这是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的问题。

从战略角度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是什么?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什么?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就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三个世界”思想是“中国智慧”对当时世界的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当今世界的责任和贡献。 无论从国际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拥有可以出口的资金、生产能力和技术的国家并不多。 中国有这个能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大国胸怀和大国担当提出“一带一路”理念。 衷心希望中国的发展战略同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充分对接,实现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

“连接”必须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和实施

我们决不能把“一带一路”仅仅视为一个经济项目。 这未免太狭隘和单一了。 它应该是全球治理的突破,是全球治理或者至少是区域治理的综合方案。 当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结果。 当前东亚、东南亚秩序是美国地缘政治延伸的产物。 国际政治的现实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下降,与中国影响力的崛起和扩大将在21世纪长期共存。 这决定了全球治理将逐步从“西方治理为主”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当然,这个历史时期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排除出现曲折的情况。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中方已表示亚投行将是世界银行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即无法履行其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责任。 发展战略对接需要合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配套的全球治理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西方“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模式”为理论范本的全球治理体系声名狼藉。 制度本身也“千疮百孔”,亟待改革。 二十国集团的崛起并取代其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协调平台是必然趋势。 尽管G7仍在国际舞台上“挣扎”,比如日本近日力促G7外长会议通过所谓海上安全声明,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但毕竟其作用非常有限。 “一水东流”,G7的辉煌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发展战略的对接需要国际秩序的调整。 这种调整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但需要长期的探索和调整。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在国际金融领域顶层设计和全球治理机制调整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等。 虽然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失败,但势头已经形成,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现实,全球治理体系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现实就是秩序,存在决定一切。 这是我们每天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根本考虑。 随着你的成长,变得更大,顺序也会围绕你进行调整。 关键是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发展战略对接,走共同发展道路。 目的是打破过去“国强必霸”的权力逻辑,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配套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 “一带一路”是中国从人类命运角度对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作出的贡献。

为什么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这样做呢? 这并不是他们虚伪,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阻碍了资本的正常流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和你经济无关的东西他们都要管。 不然的话,对不起,我没有钱给你。 这实际上是美国在背后阻挠亚投行的根本原因。 有了亚投行,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再遵守世界银行的规则了。 当然,亚投行的投资决策不会忽视经济规则,会按照国际规则行事,但肯定不是西方制定的规则。 ★

本文首发于4月23日发行的《中国新闻周刊》第705期

声明:使用《中国新闻周刊》文章必须经过书面授权。

作者 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