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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资料图)

儒家思想起源于中国,广泛传播于东亚汉字文化圈。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精神气质的差异,以及地理、历史、社会条件的差异,中日韩儒学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综上所述,在儒学所倡导的美德中,从比较意义上看,中国儒学突出其“仁”,韩国儒学突出其“义”,日本儒学突出其“忠”; 或者稍微详细一点,中国突出“仁恕”,韩国突出“义”,日本突出“忠勇”。 这种差异不仅是价值体系的差异,也是不同文化原则的体现。

中国——中国古代的文化理想始终以“仁”理念为核心,仁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主导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文化理想以“仁”为核心。 “仁”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保护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 《尚书》中说:“保子,则民安”。 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伦理价值观的体现。 尤其是《尚书》非常重视和强调对老弱孤儿的保护:“无人侮老大人,无人侮弱孤独”、“不敢侮辱”。 “寡妇鳏夫”,这种对孤儿、老人、孤儿的特殊待遇。 关注是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起源。 其实孝的真正含义也应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 孝顺是对父母之情的回报和珍惜。 它既是仁的源泉,又是仁的践行。 所以,程亦川说:“对兄弟仁慈孝顺。” 本来,赡养孝弟,是一件仁慈的事。”

“仁”的含义,对于孔子来说,最重要的是“爱人”,“仁者,欲立己,则能帮助人,欲成己,则能帮助人”。 对于孔子来说,“仁”已成为普遍的伦理原则。 “孔子重仁,墨子重普”。 孔子以仁为最高价值原则,墨子以兼爱为最高理想原则。 连老子也说:“我有三宝,我持守、守护。一是慈悲。” 慈悲就是慈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中国古代最早的三位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肯定了仁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孟子主张“仁于民,爱物”,惠子甚至提出“爱万物,天地合一”的思想,这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在唐以后的儒家思想中,韩愈认为“仁”为“博爱即仁”,张载提出“民为同胞,万物与吾”,程镐则主张“仁者视之”。天地万物一体”,他们都把“仁”视为一个整体。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伊川指出:“四德的本质是五常德的仁爱,局部的说法是一件事,具体的说法涵盖了四件事。” 《礼》,明确把“仁”作为儒家思想的主导原则。

宋明理学以仁统一诸德。 事实上,在中国儒家思想中,“仁”与“爱”、“和”、“恕”、“功”等价值观密切相关。 这些价值观共同构成了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历史上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互动关系。

梁漱溟指出,仁是一种伦理情感。 在欲望中,人们只关注自己,但在伦理情感中,人们会关注他人。 他说:“道德社会最可贵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就是互相尊重。” 这是梁漱溟对儒家仁学的进一步发展。 他认为,周公、孔子提出伦理理想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演变为“伦理社会”。

伦理以秩序取代封建主义。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比如两个兄弟之间,在父母的家庭里,夫妻之间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以父母的天然感情为基础的。 然而,在封建社会,一旦父亲去世,长大后儿子继位,兄弟二人就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哥哥继承爵位和财富,而弟弟却没有。 这种长子继承权从何而来? 梅因曾在其名著《论古代》中指出一个原则,任何与政治有关的继承制度都必须是长子继承制。 一般来说,封建秩序和宗法秩序是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而建立的。 然而,家庭之外的大群体的生活却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压抑着家庭的感情,甚至时代变了,不再需要,但风俗却延续了下来。 无论我们来自哪里,这个系统往往仍然机械地存在。 1936年,我去日本农村考察,看到了所谓的“长子学校”。 我很惊讶,就询问了此事。 我得知,这块农田是由长子继承的,其余的儿子都没有份额。 剩下的儿子大多进城谋生,而长子则大多留在农村,所以他们的教育程度也不同。 这说明他离开封建社会时间不长,风俗习惯依然保留。 事实上,大多数欧洲国家直到最近才保留这一习俗。 但中国是孤独的。 据梁仁恭的《中国文化史》记载,中国实行平均分配遗产的方法已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 这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一次意外。 这是利用人心的自然心理来消除封建秩序的不一致性。 自然。 所谓以礼代封建,就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在梁漱溟看来,“仁”的出现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理性的早熟”。 这种所谓理性大致相当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它不仅对中国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整个历史发展方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仁”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同样的地位。 “忠勇”是武士阶层信奉的儒家美德,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需要。

以研究日本文化和价值观而闻名的露丝·本尼迪克特曾指出,“仁”在日本从未获得与中国同等的地位。 她在研究日本文化中对天皇和父母的“报恩”理念时指出:这种报恩是一种无限的、无条件的义务,比对国家的义务、对父母的孝顺观念更加绝对。在中国文化中。 ;虽然忠和孝的范畴都来自中国,但在中国并不是无条件的。 “中国设立了一个压倒性的美德作为忠孝的条件,这个美德就是仁。” 她指出,中国的统治者必须仁慈,否则人民反对君主就是合法的。 “这种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在日本从来没有被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一种被排除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它并不具备它在中国人所占据的那种道德。道德体系。崇高的地位。” 罗伯特·贝拉认为,在前现代的日本,对主人的特殊“忠诚”观念凌驾于所有其他伦理观念之上,忠诚是江户时代的核心价值观。 他说:“我们看到,在日本,忠诚渗透到整个社会,成为各阶层的理想。而在中国,忠诚甚至很难适用于整个士绅阶层,而只适用于官员。” 根据这些理论,在前现代日本儒家或日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原则是“忠诚”,人们对特殊制度或特殊集体的承诺胜过对普世价值(正义、博爱)的承诺。

沟口雄三教授对中日两国的价值原则做出了深刻的启示。 他指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演变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则成为严复的《天眼论》,对中国现代知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自然淘汰和丛林法则被接受为进步的原则。 但为了让中国接受这个弱者为强的原则,它的世界观必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是因为,自宋代以来,在中国,仁、义、礼、智被视为人的世界,弱肉强食被视为兽的世界; 财产均等继承,职业不世袭,义田义村颇为普遍,同居共享财富被视为美德。 因此,中国的社会伦理和社会组织牢固地确立了丛林法则的对立原则。

他还指出,日本与中国有很大不同。 江户时代是世袭阶级社会,长子继承遗产,因此私有财产和职业意识得以确立,成为容易适应竞争原则的基础。 另一方面,当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接受儒家思想时,“勇敢”被视为与仁慈并列的重要美德。 在中国,无论是陈纯的《北溪子义》还是戴震的《孟子子义书正》中都没有“勇”字,而奥木奥木的《本命》里却有勇、尚武、强、强。 ,义之德。 因此,他认为,“日本在其思想道德传统上,有容易接受丛林法则原则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不但没有这个基础,反而有相反的原则基础”。 确实,仲景、勇敢和坚忍是武士阶层重要的儒家美德,反映了江户社会的需要。 虽然日本儒学中也有注重仁的学者(如山崎安斋、伊藤仁斋),但日本儒学确实很难概括为仁。

韩国——历史上不断的士人灾难对韩国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酝酿了韩国儒学的“道德”精神

韩国儒家精神与韩国历史密切相关。 朝鲜王朝持续不断的学术灾难对朝鲜儒生的精神意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乌木食子》(1498年)、《济济食子》(1504年)、《龟毛食子》(1519年)、《乙四十食子》(1545年)对韩国儒家的精神和意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儒士的政治清洗和屠杀在东亚其他国家是史无前例的。 这些儒生组成的儒林学派要求改革,主张社会正义,与代表贵族官僚特权利益的老荣誉派形成了冲突。 这些著名儒家的惨死不仅激发了韩国儒家的反抗和不妥协的精神,也逐渐酝酿了韩国儒家的“道德”精神。 赵光祖说:“不顾自己的身体,为别人谋事,遇事不顾灾难,这是真正的学者的精神。”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义”是韩国儒家的精神和原则。 因此,柳承国教授强调:“韩国儒学的独特精神可以在道家的道德精神中找到,而道家的道德精神则体现在学者的不幸和牺牲中。”

“义”是一种对道德信仰的坚守。 朝鲜王朝的儒家思想严格判断“义”与“非”,严格判断“义”与“利”。 这也与历史上朝鲜经常遭受外国侵略有关。 比如高丽时期,曾遭受契丹、蒙古的袭击; 朝鲜时期曾遭受日本和满清的侵略。 临津倭乱(1592年)遭到丰臣秀吉的袭击。 朝鲜举国上下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组织志愿军,进一步彰显和激励了韩国传统的忠孝国家精神。 许多韩国人面临国家灾难。 儒生为国捐躯,表现出强烈的忠义爱国精神,受到人民的赞扬和赞誉。 外族入侵激发了韩国儒家的正义精神,使强调“义”和“忠”成为现代韩国儒学的基调。 义所代表的道德和牺牲精神,不是主的对象,而是一种为义而殉道的精神。 就思想资源而言,韩国儒学根据自身的需要,将《春秋》中的“正名”发展成为反抗不平和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 精神的主要特征。

结论 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价值观在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家思想中得到弘扬。 然而,由于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三个国家儒家的风气和德行不同,而且价值体系及其主导原则也不同,各国儒家的精神气质也不同。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

中国儒家以“仁、恕”为原则,相对容易成为普世价值原则。 但对现代西方文明持怀疑态度,很难承认“文明”落后,从而造成现代化进程的放缓。 。 强调“忠勇”的日本儒学虽然受到特殊主义的制约,但较少受到接受现代文明价值的阻碍。 然而,它最终却为特殊主义伦理付出了代价。 充满“仁义诚信”精神的韩国儒家思想,造就了朝鲜民族高度的民族主体性,对现代民族国家发挥了推动作用。 仁所蕴含的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正义原则、忠诚所体现的秩序原则,是近代东亚各国所必需的。 21世纪,中日韩三国应相互理解、取长补短,共同构建和谐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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